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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长奇迹到回归常态——论减挡运行的中国经济
 发表时间:2015-12-7
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
今年以来,围绕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的争论一直十分激烈。特别是7月份以后,随着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出炉以及金融市场运行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一度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
时间的推移推动着辩论的天平向悲观论者倾斜。大家知道,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7%,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火暴的股票市场带动金融业快速增长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自6、7月份股灾之后,市场行情逆转,社会投资热情迅速下降,需要“政府介入”才能实现“股市维稳”。8月,人民币汇率快 速下调,不仅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引发剧烈震动,带来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货币显著贬值和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下跌;而且使中国资本外流问题浮出水面,增加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最新统计数据也印证了我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的论断。数据显示,官方制造业PMI在经过艰难挣扎之后,在8月份终于跌破50这一枯荣线临界值;而 财新(汇丰)PMI已连续6个月低于50,并且其数值是2009年3月以来最低的。工业企业的盈利状况则在持续恶化。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8.8%,远高于7月份利润下降2.9%的幅度。而就在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较去年同期还在增长。
可以说,如果7月份围绕经济运行速度还存在较大争论的话,目前认为中国经济运行正在放缓则已成为普遍共识。不仅如此,如果把分析视角拉长,我们则可以看得很清楚: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就一直处在放缓的发展趋势中。
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导致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很多,既有中长期视角下增长环境的改变,具体如: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转换、增长模式的转型以及劳动力供给态势的变化;也有中短期的、困扰经济平稳运行的矛盾,具体如: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泡沫破裂,资本大量外流等。
(一)困扰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
1.化解产能过剩问题进入新阶段
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旺盛需求,地方招商引资竞争产生的对投资行为的强力刺激,以及政府依托土地财政而展开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导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远超过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水平。2003—2010年,我国资本形成率占GDP比重平均高达 42.3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57%。和持续高投资对应的,必然是随后的严重产能过剩。
以钢铁、水泥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为例。前几年工作的重点是淘汰落后产能,也就是项目建设审批手续不全、违规使用建设用地、生产技术落后、污染物排放不能达标的企业,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但仅仅淘汰落后产能显然是不够的。要真正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还必须淘汰部分列入“白名单”的企业,即拥有合法经 营手续、成本控制体系相对完备、生产工艺与排放标准均符合国家技术要求的企业。而这些企业通常都是大型企业。在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它们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龙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地方经济的名片。随着行业发展陷入不景气,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地方政府早已伸出援手,在税费减免、信贷优 惠等方面提供了帮助。企业与政府捆绑在一起,结成利益共同体,使得通过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企业变得异常困难。大量企业为了维持就业,宁可亏本经营也要苦苦支撑,其结果就是整个行业沦为“红海市场”,经济效益陷入持续低迷、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有效改善。
2.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冲击
快速的城市化、飙升的土地价格,带来了房地产业狂飙突进的发展,也带来了房地产价格严重偏高的局面。在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房地产业作为政府“调控”的重点行业,一直难以获得足够的银行贷款支持。这就使得房地产业把目光转向了信托贷款和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利率很高。如果房价快速上涨,且资金周转顺畅,那么房地产企业可以承担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但上述两个条件自2010年以后就不存在了。结果,大量的房地产企业陷入亏损,并由此引发了各地此起彼伏的民间借贷风潮。根据市场经济惯例,如果借款方不能按期还款,借款企业是要破产清算的。 但在政府的大力斡旋下,许多地方对陷入资不抵债的房地产企业采取了债务无限期延期的宽限措施,上述做法避免了亏损房地产企业被清算、行业快速洗牌的局面,但也使房价高企的局面得以延续。而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又带来财富幻觉,使房产投资者(拥有第二套及以上房屋者)得以维持相对乐观的预期,为汽车、家电、 餐饮、旅游等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动力。
但上述局面已难以维持。首先,强力推动的棚户区改造加剧了房地产供给过剩的局面。棚户区改造背后的逻辑仍然是土地财政,即通过抬高商业地产的价格,让商业地产的购买方为棚户区居民改善生活条件买单。棚户区改造推进的力度越大,新增商业地产的供给增加就越多;而商业地产、大型城市综合体在实施“4 万亿计划”的过程中就已经严重过剩了。其次,高昂的办公成本和场租成本刺激了新商业形态(如电商等)的发展。而新商业形态的发展又挤压了商业地产的发展空间,加大了市场调整的压力。再次,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民间借贷资金链的断裂,使中上等收入人群的财富明显缩水,直接冲击改善性住房需求乃至刚性需求。再 再次,酝酿已久的房产税正在紧锣密鼓在筹备之中,预计法律草案不久即可面世。开征房产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抑制投资性房产需求,使住房需求进一步向首套房和刚需聚焦,再加上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这些都导致城镇居民住房 需求增速下降,加大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的压力。最后,则是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必将加强,对“僵尸”房地产企业的清理进度有可能加快。而清理“僵尸”房地产企业,必然伴随着加快变现存量房产,这也会对房地产价格带来压力。
3.资本外流的冲击
长期以来,我国对资本项下的国际收支采取管制措施。这对于遏制热钱的流入流出,保持国内经济稳定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任何管制措施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效力下降的现象。在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为了追逐巨大的经济利益,国际资本会通过各种“渠道创新”(如虚假进出口贸易、地 下钱庄等)绕开现行的监管措施进入我国。2000年以来,国际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应该有两次。一是2005年到2007年。当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启动了人民币 升值进程,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股票、房地产行情火暴,投资机会众多,激发了国际资本套利的欲望。二是2009年以后,美国实 施“零利率”货币政策以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导致廉价美元供应泛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很快摆脱危机甚至面临通货膨胀的局面。当时,国内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维持在6.5%左右,小企业贷款利率则通常达到两位数水平;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维持持续升值态势。对于热钱流入的规模,并没有准确地测算和统计。但仅仅以国际收支表中的误差与遗漏来代替显然是低估的。2013年,对虚假进出口贸易问题的暴露充分表明,至少在持续的贸易顺差中包含有部分国际资本流入。
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流出,在经济形势向好时自然可以“锦上添花”;但如果形势逆转,则只会使经济运行“雪上加霜”。而目前我国就恰恰处在后一种局面上。曾经火暴的房地产市场是吸收当年热钱流入的重要领域。现在“热钱”流动方向逆转,既可能是戳破房地产泡沫的银针,更可能是从山顶冲下来的、砸向中国 经济的巨石。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分析,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体现出鲜明的顺周期特征。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5年第二季度,我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 资项下分别流入2470亿元和360亿美元,而其他投资则由前期净流入900亿美元转为净流出4645亿美元。资本流向的改变和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8•11汇改之后,针对资本大量外流的现象,我国出台一系列管理措施,遏制了外汇储备快速下降的局面。但在心理预期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要想彻底改变资本外流的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中长期增长环境的变化
1.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转变
我国已进入工业后期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具体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过去是冶金、建材、化工、能源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现在是汽车、精密机械、新材料、新能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接纳农村剩余劳动生产力转移的部门,过去是所有非农产业部门,而现在主要是第三产业;企业竞争力的来源,过去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 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而现在主要是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在工业化后期阶段,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这就为金融服务、管理咨询、信息服务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仅如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跨国投资、全球化经营日益成为企业发展 的必然选择。和上述结构性变化相对应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下降。这也是先行工业化国家所展现的普遍规律。
2.“中国模式”向常态增长模式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在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其内容主要包括:发展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强有力的政府,庞大的、可供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如土地公有、公有制经济),以及追赶型经济体所享有的后发优势等。本世纪前10年 是“中国模式”大放异彩的黄金时期。政府依托廉价的土地资源(以及公用事业收费政策)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承接国际产能转移,鼓励企业投资,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发展模式的潜力逐渐消耗殆尽: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收入显著下降,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1/3以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高达16万亿元,债务率85%左右,已接近地方政府举债的“天花板”(100%)。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依托土地财政的融资模式难以为继。这 将对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发动机的(地方)政府投资乃至地方政府积极履行经济职能(如鼓励地区产业发展、激励研发和投资创业等)产生强有力的制约,并推动地方政府从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
3.劳动人口趋于下降,人口红利消失
早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已出现下降趋势。2012—2014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较上年减少345万人、244万 人、371万人。据预测,在2020年以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约155万人,到2020年以后,这一发展趋势将明显加快。2020—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 口每年减少约790万人。劳动人口的减少,意味着我们只能把经济增长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劳动效率上,放到走内涵式增长道路上。
劳动人口的下降,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结果。和现行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是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条件下步入老龄化的。老年人口的持续快速增加,青年劳动力数量的持续下降,给经济发展带来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主要包括:社会储蓄率下降、投资减少,消费心理趋于保守、创新动力削弱,养老负担加重、财政可持续性下降等。总之,劳动人口的减少,既会拉低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导致经济活力下降。
上述长期发展趋势与现实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使现实矛盾变得异常复杂,解决难度也明显增大。具体如: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压缩了投资需求,加剧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局面,使产能过剩发展成为“绝对过剩”。产能绝对过剩意味着即便下一轮经济周期繁荣阶段来临、即便不开展任何新增产能 的投资,既有的产能过剩问题也不可能彻底消失。这就使既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失去效力。具体如:“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等。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着力推动存量产能调整,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淘汰落后产能。同样,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带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改变,使房地产市场从长波周期中的上升阶段转入下降阶段,从而为化解房地产泡沫、稳定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变数。归纳起来,新时期我国经济运行将凸显如下特征:
(一)经济增长中枢进一步下降
在工业化进程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增长速度出现回落是追赶型经济体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以日韩两国为例,上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来临,日本经济增速显著下降,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5%,尚不及高速增长时期的一半。韩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于1991年达到历史高点(39.2%),此后10年,其平均经济增速只有6.1%,较起飞时期的平均增速下降了1/3左右。当然,日本经济在上世纪 70年代深受“石油危机”的困扰,其经济增长表现可能低于潜在水平;而韩国则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机会并进行了深刻的经济改革,其增长表现可能高于潜在水平。对上述两个数字进行简单平均,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在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峰值后的10年,经济的平均增速约为前期高速增长阶段增速的60%左右。把上述 结论套用到我国,则意味着2011—2020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大体为6%。
应当看到,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转换是和增长模式的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模式”的形成和推广,加快了工业化发展进程,推高了本世纪前十年经济的增长速度;反过来,发展模式的转型又会使发展阶段转换所带来 的调整更加剧烈,进一步拉低经济增长速度。2011—2014年,我国经济连续在个位数运行,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平均增速为8.1%,明显高于上述潜在增 长率水平。但上述成绩的取得,是以各地“千方百计”挖掘土地财政潜力和地方政府举债潜力的基础上实现的。考虑到“中国模式”转型的基本事实,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再下一个台阶在所难免。
(二)金融风险是最主要的结构性矛盾
无论是产业升级伴随的“创造性破坏”,还是化解过剩产能所必须淘汰的落后产能以及戳破房地产泡沫,都会在微观层面上造成社会财富的大量损失(如企业资产大幅缩水等)。反映到金融体系上,就是银行贷款质量下降乃至金融风险快速积累。所不同的是,破产的企业、淘汰出局的企业分布在全国各地、散布在各行各业,再加上企业所有权甚至也是分散的,项目失败的 损失最终会分散到全社会投资者的头上。而金融风险却是趋于集中的,最终要由少数金融机构来承担和化解。并且,存量调整的压力越大、调整幅度越深,化解金融资产风险的任务就越艰巨。因此,伴随着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的金融风险也处于高发阶段。有效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系统稳定运行,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经 济的转型最终能否取得成功。
由于文化的相似性,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在处理金融坏账时所存在的瞒报、拖延等现象毫无疑问在中国也是普遍存在的。法治观念的淡漠、对个人利益的考量以及借助技术手段调节结果的可能性,推动着当事人尽量掩盖金融风险。还有许多人寄希望于经济形势的好转,希冀在金 融资产量的扩张中化解不良资产。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当前我国许多部门存在的产能过剩属于绝对产能过剩。即便盼来经济形势的好转,这些产业产能过剩的局面也不可能真正改变。因此,拖延战略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仅如此,痛苦的存量调整、部分企业被淘汰出局,也使掩盖不良贷款的做法难以奏效。
(三)经济结构趋于成熟,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
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动。自2010年到2014年,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39.2%上升到48.1%,已超过第二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从44.2%上升到48.1%。与此相对应,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从46.2%下降为42.7%,下降了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57.2%下降到47.1%。第三产业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上述的 快速变化,既有工业化发展阶段变化的原因,也有发展模式转变的原因,更有基本比价关系失调(如房价偏高、借贷利率偏高等)的原因。上述力量继续存在,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仍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快速变动的基本力量。从制度层面上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政府加快转向公共 服务型政府,也随着法治社会建设走向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的过渡性特征也将进一步淡化,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将趋于稳定。与此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使社会思潮趋于保守。
从微观层面看,如果说大规模投资和实现规模经济是本世纪前十年我国企业发展的突出特点,那么今后一段时期的突出特点将是研发和管理。市场环境的变化,将驱动企业更加重视研发和新技术应用,以提升产品竞争力;更加重视全球化经营布局,以优化资源配置; 更加重视加强内部管理,以提升企业运行效率。反映到企业竞争能力上,则表现为产品(和服务)技术含量更高、对市场需求反应更加敏捷,成本控制更加合理有效,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认同度进一步提升。
(四)国际规则红利消失,大国经济博弈加剧
“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形象概括了我国商品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人民币快速贬值所引发的国际市场动荡,则揭示了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我国在2010年就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的进出口总 额已跃居世界首位,对外投资正在持续快速增长。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成员,中国的角色定位已不能仅仅局限在国际规则的接受者上。当前,美国强力推动TPP、 TTIP和PSA谈判,其目的就是以开放本国市场为诱饵推动其他国家开放本国市场,为美国充分发挥其在研发、科技、教育、金融、信息等领域的比较优势创造良好外部条件。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使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更加衔接,使国际规则更好地体现中国的利益。
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推动着跨国资本流动日益频繁。频繁的资本跨国流动也给决策者带来了“不可能三角”难题,也就是说,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如果要保持货币独立性,就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反过来,如果实行固定(或实质固定)汇率制度,则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国际经验看,主要市场 经济国家都选择了前者。这是国家利益优先在国际经济领域内的表现。“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日本、欧洲先后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极低利率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其外部政策效应就是廉价货币充斥国际金融市场、引发一些国家出现资产泡沫并最终发生经济动荡。在这一过程中,实行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且保持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中国,则成为吸纳其政策负面冲击的重要对手。我们需要逐步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以释放货币政策的自由度;同时,需要加强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以避免出现恶性货币政策竞争的局面。
现阶段的政策选择
(一)实施更加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稳定运行
近年来,宏观经济管理领域存在一种把宏观调控等同于改善供给面的思想倾向,认为只要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鼓励创新创业,就可以实现稳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事实上,中长期 层面的供给分析和短期的总需求管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在经济下行的关键时刻,要避免出现“硬着陆”现象、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重视加强需求管理。
首先应当在顺应经济增速下行趋势的基础上,考虑社会对经济增速下行的承受能力,考虑财政、货币政策的潜力和政策可持续性,确定合意经济增长率。然后才是确定财政、货币政策的取向、力度和相互配合方式。
应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进一步增加中央财政支出,以补偿地方财政支出增长乏力的不足。在项目选择上,应考虑纳入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既是改变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条件的需要,也是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平稳开展产业调整的需要;应充分发挥PPP基金的作用,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以放大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应进一步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支出结构,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为消费增长注入新的活 力。
应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国内游客在国外大规模“扫货”,根本原因是人民币汇率高估导致国内外商品价格出现严重倒挂。应当推动人民币有序贬值,引导国人把高端消费需求留在国内,为国内产业升级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同时,执行更加灵活的利率政策,使其充分反映物价变动的趋势和政府 稳定增长的意图,适当减轻企业借贷成本。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推动结构性金融失衡问题的解决。执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灵活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加强大国间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避免恶性政策竞争。
(二)采取切实措施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工业大国。当前我国钢铁、水泥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走发达国家“输出过剩产能”的老路。要解决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只能立足于挖掘国内市场。
农村道路、低等级乡镇公路虽然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但由于缺乏养护,已经破旧不堪,需要翻新与提升等级;乡镇地区的垃圾和污水处理,也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在劳动力人口迅速减少之前尽快完成此项任务。
进一步发掘城市化的潜在需求。我国尚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巨大的发展潜力为化解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拟议中的房产税改革,为地方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也为我国借鉴国外通行做法放开居民住房土地供应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而由城市近郊农民分散提供廉价小产权房的做法,又为激活城市改善型 住房需求、降低城市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奠定了基础。应当开放“小产权房”以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应当从避免“自相残杀式”价格竞争的高度,加快推动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兼并和资产重组。钢铁、造船、有色金属、能源等产业,都是国有资本占主导的行业。应加快推进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以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为依托,推动企业间的横向兼并重组,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成本的 内部化。应扭住“存量调整”这个关键不动摇,防止因发展“混合所有制”而走上盲目扩张产能的歧途。应提高重点行业的设备折旧率,引导企业加速淘汰相对落后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应提高银行坏账准备金提取比例,加大对重点行业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
(三)妥善处理房地产泡沫问题
毫无疑问,我国正经历着资本外流的巨大压力。曾经火暴的房地产市场是吸收当年热钱流入的重要领域。现在热钱流动方向逆转,更增加了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压力。需要对人民币进行显著贬值,以扭转资本大量外流的被动局面。
同时,要积极扩大内需,推动工资水平快速提升。不经意间,我国已越过劳动力供给峰值。劳动力已成为最紧缺的生产要素,试图充分利用实物生产要素的努力必然会遭遇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瓶颈,并带来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这也意味着如下事实: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CPI衡量),既可以为经济结构调整赢得缓冲时间,也可以引导工资水平上涨,推动房地产相对价格向正常水平回归。
再次,要支持房地产业优化结构,积极化解经营风险。支持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推动房地产行业兼并重组,提高房地产行业应对房地产价格下行的能力。同时,实行差别化的不良贷款核销政策,在适当提高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核销比率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优先核销房地产业不良贷款。
最后,要消除产生房地产泡沫的制度土壤。要完善住房保障制度,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居住权。同时,要结合房地产税改革,推动“小产权房”合法化,充分满足城市高收入群体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
(四)高度重视化解金融风险
适当提高银行不良贷款拨备率,对重点行业核销不良贷款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完善核销贷款损失的审批程序,把及时化解不良贷款作为重要考核目标,督促银行管理层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的步伐。加强对债权人保护力度,支持银行在企业资产重组、破产清算中依法维护债权人权益。推动资产证券化健康发展,采用市场化方法化 解银行不良资产。加强对银行业“业务创新”的监管,防止银行通过表外业务操作,把信贷风险转嫁给社会公众。
健康活跃的直接融资市场,是满足企业多层次融资需求,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的内在要求。应以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切入点,严厉打击各种内部交易、市场操纵行为,切实维护“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提振社会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应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的产权定价和交易功能,拓宽并购融资渠道,丰富并购支付方式,为各类资本公平参与企业并购,实现公司产权和控制权跨地区、跨所有制顺畅转让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要切实加强政府监管能力建设。不久前爆发的“A股股灾”以及随后的 “暴力救市”,揭示了我国金融监管尚存在的严重不足和缺陷。应该“亡羊补牢”,抓紧补齐监管短板。
(五)积极拓展外部发展空间
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和人民币持续升值改变了“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产品的激烈竞争,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则面临日本、韩国、欧盟地区产品的打压。要实现外贸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必须在加大研发、提高产品附加值上下功夫。要积极推动企业对外投资,通过全球化 配置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要积极推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久前由美国主导达成的TPP协议,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热议。我们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积极 推动自贸区谈判和多边贸易协定谈判,为“中国智造”走出去,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依托“一带一路” 战略和企业“走出去”,把对外投资和产品输出结合起来,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出口,确实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化解过剩产能的好思路。关键是要把上述战略落实 好、确保对外投资的质量。“产业园区建设+产业集群输出”无疑是一种好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在投资基础较好的地区(如华商聚集的港口城市、大中城市周边 地区)合作建设主题产业园区,吸引国内企业跟进入驻,实现产业集群整体转移,从而快速形成产业竞争优势。
(六)推动发展成果共享,充分发掘内需潜力
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纷纷通过强化政府再分配功能来拓展国内需求,为战后经济发展“黄金期”奠定了基础。“次贷危机”以来,面对二战后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主要市场国家没有回归既有经验,而是采取了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解决方案:通过强化产业竞争力、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及推动高标准自贸区谈判等手段,鼓励本国实现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带动国内经济复苏。8年过去了,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陆续实现了经济复苏(虽然其复苏还很 不稳固),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纷纷陷入了衰退。实践表明,无视收入差距超过1929年前水平等严重社会问题,继续推动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是无助于 发达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这也启示我们:在启动市场化改革30多年之后,要想进一步夯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必须高度重视收入分 配问题,着力推动发展成果共享。
应当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推行集体谈判制度,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应当积极推进房产税改革,增加对居民财产的征税力度,遏制居民财产持有差距持续拉大的局面。应当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缩小居民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应当加快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划拨部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和部分国有资产存量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以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线保障制度,把最低生活保障提高到国际通行标准的水平上。同时,还要鼓励 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充分发扬中华民族“急公好义”、“扶危助困”的优良传统。
结语:力争实现向常态增长的平稳过渡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有赖于三个因素在发挥作用:独特的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前期和中期)、独特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以及人口红利。2010年以来,我国陆续迎来了上述三个因素的转折点。这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下行压力和结构调整压力,也同时开启了我国经济增长从奇迹到常态回归的发展过程。
在上述回归过程中,调整、转型、冲突、风险是基本特征。它是非均衡的过渡状态,绝不可能会是什么“常态”。近年来经济运行出现的一系列新特征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承认不均衡,直面不均衡,化解不均衡,力争实现从奇迹式增长到常态式增长的平稳过渡。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